 六個月前，愛瑪和我第一次去醫院。內科醫生很擔心妻有時排出污液。婦科醫生也對檢查結果感到憂慮，建議切除子宮。 手術結束後，外科醫生到侯診室來找我，和我寒暄了幾句，然後告訴我說：「是末期癌症。」 末期癌症。 我悄聲問道：「她還可以活多久？」 「很難說。總在六個月到五年之間。」 現在，愛瑪逝世，享年七十五。 我倒不是因她去世下淚，而是慟悼她撒手西歸前飽受屈辱；她心靈受侮辱，肉體受折磨，醫德觀念和重形骸不重心靈的社會對她橫加摧殘。 愛瑪在手術後復原了，住院三週即回家。在療養期間，她已能起來走動，到飯桌吃飯。我們訪友好，去戲院，進餐館。藥丸很有效；沒有痛。 是不是病勢進入了緩解期？抑醫生亦凡人推測有誤？還是我們目睹奇蹟？ 兩個月的希望過去了，接著愛瑪踏上前往彼岸的旅程。她感到疲倦，勸她進食只是枉費心機，經常須服鎮靜劑。我們通宵守護在側，她一打手勢便替她變換枕頭位置。末期癌症：十萬別讓她受痛苦。 過了一段時間，即使全家人輪班看護病人，都感到吃不消，體力.精神、情緒都支持不下去，只有送她進醫院了。我說：「不要用極端的辦法維持她的生命，我只望她少受痛苦而已。」 他們表示了解我的意思，但實際上並沒有照我的意思辦事。 住院的頭十天是令人感激的。護士和藹體貼，她痛時就給她藥吃。臥床的位置按時更動，以求身體舒適，免生褥瘡。床旁架上懸著管子，作靜脈輸液。 愛瑪什麼都不知道—可是她很舒服，不感到痛。 我每天留意觀察，心裏感到安慰，對勢將發生的情形麻木了，但感謝護士的照顧。 第三週某天上午，我走進病房時大吃一驚。愛瑪手臂上的靜脈輸液管移去了，改用一條塞進鼻孔的管子餵她流質食物。 她仰臥著，雙手綁在床欄上，我問這是怎麼一回事。護士說：「因為她把管子拔掉。」 每個人都體貼周到。護士每兩小時替她換臥姿，重新把雙手綁在床襴上，用枕頭支墊她身子。那天黃昏我見她側臥，綁得不能動彈。只有手指在抽動。 那夜我躺在家裏床上，試試愛瑪的各種臥姿。每種姿勢我都只能維持十五分鐘，便須鬆弛一下，緩和肌肉的緊張壓力。不過還過得去。愛瑪的臥姿每兩小時一換。她並不痛。 第五週，醫生用一條導管給她導尿，化學液體由插在鼻子裏的軟管流進體內，最後排入床腳的一隻小囊中。愛瑪使用這種方式苟延殘喘。這情景嚇得我面無人色。 第六週有點變化。愛瑪的氣色好些：兩頰紅潤。不曉得是何朕兆。 「我們抽出她肺囊的黏液，讓她能克服肺炎，」他們說，「現在她睡得舒服多了。」 多周到！我不禁想到：感謝醫學昌明，愛瑪會留下漂亮的遺容。 從他們解釋病情，聳聳肩等動作看來，我相信只有兩星期了。病情總是兩星期晉一級。到第三個月下旬，醫院通知我愛瑪不能再住醫院：要搬進療養院。 那晚，我去看看他們選定的療養院，不禁沮喪。院內光線昏暗，有點陰鬱淒涼。 次晨，我照例去醫院。愛瑪的病房空了，想不到她那麼快就搬進療養院。我趕過去。那地方白天看來比晚上順眼些。 我找到監禁愛瑪的房間。不錯，用監禁兩字最恰當了。她所受的看護、照料和在醫院差不多。鼻孔塞著管子，床腳懸著尿囊，雙手綁在床襴上。 愛瑪軀體蠕動，把被單滑落，赤裸裸躺在床上。我替她蓋上被單，親吻她的前額。 護士還是和藹體貼。按時給她服鎮靜劑，她沒感覺到痛。 又過了六星期。 最後，我總算有幸看著愛瑪斷氣，渡過冥河。那是一段漫長的旅程，倒不是由於河身太寬—從我站的地方我早就看到朦朧的彼岸—而是人造的湍流幾乎無法抗拒。輿論.醫學和法律道德觀的壓力，狂暴而拚命地阻止愛瑪渡河。 我坐在那裏耐心地等看，見她最後到達彼岸，在無涯的濛霧中消逝，結束了人間的磨難。時間是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十七分正。人們把她榨得油盡燈枯，過了好一會，我才停止悲泣。 我開車離開療養院時，一陣陣沸騰的怒火湧上心頭。這是不折不扣的盲目崇拜，人們只顧臭皮囊而毀滅了心靈。 醫院毫不經意地致力於延長生命。不，不僅延長生命，還要用精巧的器械來量度生命的皮相，以証實機械本身的功能。 愛瑪為什麼要受此嘲弄生命的屈辱？人們目的何在？天哪，為什麼？ 我無法息怒，到死力休。那些珍視生命的人何以對臨終者如此漠然無動於衷？為了紀念愛瑪，以及人間所有的愛瑪，我提出一項簡單、衷心的呼籲：大家都起來，保護無防禦的軀體，抵抗機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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